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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外交研究中心《中国经济外交年度报告(2013)》出版

经济外交研究中心《中国经济外交年度报告(2013)》序言

积极应对全球经济不确定性 

——2012年中国经济外交的新进展 

(代序) 

2012年全球经济走势的总体特点,是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再度增大:国际金融危机阴影犹存,主权债务危机持续发酵,全球经济回升出现波折,国际贸易投资急剧波动,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受此影响,中国经济稳定发展面临的国际环境更加复杂,中国对外经贸关系发展面临严峻考验。积极应对全球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缓解中国对外经贸关系的不稳定性,成为中国经济外交面前的首要任务,也是2012年中国经济外交的鲜明主题。 

呈现给读者的这本《中国经济外交年度报告:2013》,作为《中国经济外交年度报告》系列的第四部,即拟以积极应对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缓解中国对外经贸关系的不稳定性为主线,对2012年的中国经济外交进行系统梳理和重点描述。

一、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再度增大

2009年春,国际金融危机导致的全球经济衰退降至谷底,随后步入回升进程。2010年是新一轮全球经济回升势头较强劲的一年,全球实际GDP增长率达到5.1%,基本恢复至危机前的水平——2006和2007年分别为5.3%和5.4%,2008和2009年相继下跌至2.8%和-0.6%。进入2011年,受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发酵等因素的影响,新一轮全球经济回升进程开始出现波折,全球实际GDP增长率再度回落至3.8%。2012年全球经济增速减缓的势头更加明显,权威国际机构关于全球实际GDP增长率的预测数据也一再下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最新预测(2013年1月)仅为3.2%,比2010年的5.1%下跌三分之一以上。受全球经济回升继续趋缓的影响,国际贸易增幅也开始明显缩小,就全球贸易增长率看,2010年曾一度攀升至12.6%,2011年已降低至5.9%,2012年可能只有3.8%,其中发达经济体的进口和出口更将分别降低至1.2%和2.1 %。与此同时,国际直接投资更出现剧烈波动,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2012年上半年的全球FDI已降至6676亿美元,比上年同期下降了8.4%。 

导致2012年全球经济回升进程出现波折、增速进一步趋缓的主要原因,是各主要经济体尤其是西方发达经济体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大。而发达经济体不确定性的进一步增大,又通过贸易、金融等渠道,对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经济回升造成了严重冲击。同时,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前即已存在的一些老问题,如全球经济失衡问题,目前又呈死灰复燃之势,从而进一步增大的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 

2012年西方发达经济体不确定性的再度增大,根源仍然在于“财政—金融—经济”三重危机的恶性循环。在这一年,尽管主要经济体均推出了一系列缓解财政危机的政策,如削减公共福利开支和增税等,结果是财政赤字对GDP的比例有所降低,但主权债务规模过于庞大的问题还在加剧,其对GDP的比例甚至还在提高,其中美国升至107.2%,欧元区升至93.6%,日本更升至236.6%。更加严重的是,目前西方财政危机的恶化,在很大程度上是此前金融危机导致财政支出增大,同时财政收入减少的结果,现在财政危机又回过头来重新恶化金融问题,引发金融震荡,甚至导致金融危机死灰复燃。而金融危机与财政危机叠加在一起,直接导致了发达经济体需求恶化、投资萎缩从而增速放缓。2012年,发达经济体的实际GDP增长率由2011年的1.6%进一步降至1.3%,爆发主权债务危机的欧元区更将出现0.4%的负增长。在这一大背景下,西方各主要经济体又各有各的不确定性。在欧元区,不确定性具体表现为:一方面,欧盟及各成员均采取了力度强大的政策措施来缓解主权债务危机,如欧央行推出直接货币交易计划(OMT),在二级市场无限量购买已求助国家的1-3年期主权债务;正式启动规模达5000亿欧元的欧洲稳定机制(ESM),以增强欧洲救助机制的能力;欧盟峰会就银行业联盟达成初步共识,拟于2013年开始实施欧元区单一银行业监管机制等。但在另一方面,导致主权债务危机的深层体制和结构性问题并未得到解决,且上述对策的实施也受到相关阶层的强力抵制,财政紧缩也进一步加重了经济低迷。由此导致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可能走向,具有了更大的不确定性。在美国,不确定性主要来自能否顺利跨越“财政悬崖”:一方面,2012年底同时面临减税政策到期和国债上限触顶两大挑战,若不能及时制定和实施解决方案,将导致经济再度衰退。美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一旦跌入“财政悬崖”,2013美国经济将萎缩0.5%,失业率重新攀升至接近9%的水平;而即便跨越了“财政悬崖”,财政状况又会进一步恶化。同时,美国的经常收支不平衡问题又呈死灰复燃之势,再度成为其内外经济稳定的最大问题。在日本,不确定性主要取决于灾后重建对经济回升的带动效应如何,导致这一效应令人失望的主要原因,也是庞大的政府债务导致重建资金极度匮乏。同时,政局动荡、外交失控、日元升值等,也增大了日本经济的不确定性。 

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不确定性主要来自外部国际冲击,其国内经济发展不可能与国际“脱钩”。由于西方发达经济体不确定性再度增大导致经济减速、市场萎缩、投资波动,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出口贸易受到严重冲击,从而对依然高度依赖出口需求的经济增长形成巨大压力。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出口贸易增长率在2011年高达13.7%,2011年已将至6.6%,2012年可能进一步下降至3.6%。受此影响,其经济增速也明显放缓,实际GDP增长率在2010年曾高达7.4%,2011年已降至6.3%,2012年更可能降至5.1%。同时,同样受发达经济体继续实施“超量化宽松”货币政策的影响,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通胀压力进一步增大,如印度的消费者物价指数目前又重新攀升至两位数的高水平。 

全球经济严重失衡,曾被认为是引发国际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而在危机过程中,全球经济失衡问题曾一度有所缓解,而伴随回升进程的展开,全球经济失衡问题又重新恶化了。如作为全球经济失衡最主要表现的美国对外经常收支逆差,在危机前的2006年达800.6亿美元,在危机中的2009年曾降至381.9亿美元,而到危机后的2011年又增至465.9亿美元,2012年可能再攀升至486.5亿美元。全球经济失衡的再度恶化,通过汇市波动、游资冲击、油价攀升、大宗资源价格上扬等途径,直接增大了全球经济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

二、中国对外经贸关系遭受冲击

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再度增大,增速放缓、贸易萎缩、投资波动,再加上周边岛屿冲突等因素的影响,中国对外经贸关系在2012年遭受了很大冲击。 

受全球市场萎缩、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因素的影响,2012年的中国对外贸易出现了剧烈波动。就进出口贸易增长速度看,2010年高达34.7%,2011年仍有22.5%,2012年已骤降至6.2%,不及2010年增长速度的1/5!其中出口贸易增长率由2010年的31.3%,2011年的20.3%下降至2012年的7.9%,进口贸易增长率由2010年的38.7%,2011年的24.9%下降至2012年的6.0%。就中国对外贸易的国别和地区结构看,最值得关注的是,由于欧债危机导致欧洲经济减速、市场萎缩更加明显,2012年中国对欧贸易出现了3.7%的负增长,对欧出口更减少达6.2%,成为2012年中国外贸增速减缓的主要因素。其次值得关注的是,受钓鱼岛事件导致中日关系恶化的影响,中国对日贸易也出现明显萎缩,2012年对日贸易减少3.9%,其中自日进口更减少8.6%。由于中国经济增长的外需依存度依然很高,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增大导致的对外贸易萎缩,对2012年的中国经济发展造成严重冲击。2010年,中国的实际GDP增长率高达10.4%,2011年仍达9.3%,而2012年已降低至7.8%,比2010年低了2.6个百分点。 

在对外贸易增速放缓的同时,受全球跨国投资波动的影响,中国的引进外资也出现大幅萎缩。2012年,中国新增外商投资企业仅有24925家,比上年同期减少了10.1%,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117.16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减少了3.7%。其中欧盟和亚洲10大经济体对华直接投资实际使用金额分别减少了3.8%和4.8%。引进外资是中国对外经贸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外资在中国经济增长、吸收就业、增加税收、技术外溢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2012年中国在引进外资方面出现的波动,也从多层面对中国经济稳定发展造成严重影响。 

全球经济放缓、市场萎缩、失业增加导致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许多国家试图通过贸易保护将更多的市场留给本国企业,并增加本地就业,结果是贸易救济调查、提高关税、实施进口许可证管理、海关监控等贸易保护措施急剧增加。而中国由于贸易竞争力快速增强、占全球贸易份额快速增大、贸易顺差居高不下,更成为全球贸易保护主义的最大受害者。2012年前三季度,中国出口产品遭遇国外贸易救济调查涉案金额达243亿美元,增长7倍多。与此同时,针对中国企业海外并购的保护主义也在增加,直接阻滞了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此外,美国等西方国家逼迫人民币升值以解决其对华外贸逆差的压力持续存在并有所增大,也成为2012年中国对外经贸摩擦加剧的重要表现。 

努力推进东亚区域经济合作,是中国对外经贸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很长时期,中国推进东亚经济合作的主要战略之一,是以“10+3”为主渠道。但在2012年,中国以“10+3”为主渠道的区域经济合作战略,受到美国“重返亚太”,加大APEC、EAS、TPP等亚太(非地理意义上的“东亚”)框架推进力度的严重影响。在11月举行的东亚系列峰会上,已明确提出要在2013年启动EAS框架下自贸谈判(RCEP),并拟定于2015年完成谈判。在此背景下,“10+3”框架下的东亚经济合作走向何处?成为摆在中国区域经济合作战略目前的重大问题。此外,受岛争事态愈演愈烈的影响,2012年初刚宣布启动的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也进一步增加的难度和不确定性,尽管在11月的东亚系列峰会期间,还是宣布了谈判的正式启动,但实际进程肯定会受到岛争导致的中日、日韩关系恶化的影响。 

积极参与多边国际经济协调,也是中国对外经贸关系的重要领域。2012年,在全球经济减速、不确定性增大的背景下,中国面临的多边国际经济协调问题也更加复杂。欧债危机继续发酵,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盟相关机构和主要成员对中国的期望进一步增高,国际金融机构和机制改革面临的环境更加复杂。WTO多哈回合谈判进展迟缓,仍然依靠20年前的谈判成果来规范20年后显著变化了的国际贸易,缺陷和问题愈加凸显,对入世10年后的中国如何有效利用多边贸易机制来促进对外贸易稳定和发展,提出了新的挑战。刚刚结束的联合国2012年多哈气候大会,更凸显出国际气候环保合作的重重困难,中国如何有效发挥在国际气候环保领域的作用,实现权益和义务的均衡,难度进一步增大。G20是最能发挥中国作用的多边国际经济协调机制,但它是金融危机的产物,走出危机后G20机制本身已显现出功能弱化的趋向,2012年的G20墨西哥洛斯卡沃斯峰会面临同样问题。

三、2012:中国经济外交的新进展

积极应对全球经济形势的不确定性,缓解中国对外经贸关系的不稳定性,是2012年中国经济外交的首要任务和鲜明主题。在党中央和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各相关部门和各级政府通力合作,共同努力,推动中国经济外交在2012年又取得了一系列新进展。 

——明确指导思想,完善组织机制。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是2012年中国政治经济生活中的重大事件,也对中国经济外交产生了深广影响,十八大报告更进一步明确了中国经济外交的指导思想和战略方针。首先,十八大报告对过去五年包括经济外交在内的外交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外交工作取得新成就。坚定维护国家利益和我国公民、法人在海外合法权益,加强同世界各国交流合作,推动全球治理机制变革,积极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话语权进一步增强,为改革发展争取了有利国际环境。”其次,报告明确提出还要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为此“必须坚持推进改革开放。……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必须坚持和平发展。和平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然选择。要坚持开放的发展、合作的发展、共赢的发展,通过争取和平国际环境发展自己,又以自身发展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扩大同各方利益汇合点,推动建设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第三,报告宣誓要在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主要目标包括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节能环保事业进一步发展等,为实现这些目标,必须进一步扩展和深化经济外交。第四,报告在“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中明确指出,要“全面提高开放型经济水平。适应经济全球化新形势,必须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完善互利共赢、多元平衡、安全高效的开放型经济体系。要加快转变对外经济发展方式,推动开放朝着优化结构、拓展深度、提高效益方向转变。创新开放模式,促进沿海内陆沿边开放优势互补,形成引领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的开放区域,培育带动区域发展的开放高地。坚持出口和进口并重,强化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协调,形成以技术、品牌、质量、服务为核心的出口竞争新优势,促进加工贸易转型升级,发展服务贸易,推动对外贸易平衡发展。提高利用外资综合优势和总体效益,推动引资、引技、引智有机结合。加快走出去步伐,增强企业国际化经营能力,培育一批世界水平的跨国公司。统筹双边、多边、区域次区域开放合作,加快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推动同周边国家互联互通。提高抵御国际经济风险能力。”最后,报告明确表示要“继续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为此“中国将始终不渝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通过深化合作促进世界经济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中国致力于缩小南北差距,支持发展中国家增强自主发展能力。中国将加强同主要经济体宏观经济政策协调,通过协商妥善解决经贸摩擦。中国坚持权利和义务相平衡,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十八大报告的上述精神,都从不同层面给中国经济外交指明了方向,设定了原则,规范了路径,搭建了框架。与此同时,2012年的中国经济外交在完善组织机制方面也取得了新进展,尤其是外交部国际经济司的高调成立,将在统筹协调和积极引领中国经济外交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参与全球治理,推进区域合作。伴随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升,在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层面赢得了更多的话语权和影响力,从而也使参与和引导全球经济治理,成为中国经济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2012年在此层面所取得的主要进展是,积极参与和推进WTO框架下的多边贸易投资自由化,坚持对一切有助于推动多哈回合谈判的努力持开放态度,同时坚持发展在谈判中的核心地位,坚持多边谈判的主渠道作用,以积极务实的态度接受了世界贸易组织(WTO)对中国的第四次贸易政策审议,从而在维护全球贸易治理、推进多边贸易投资自由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积极推进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积极支持IMF等国际金融机构为缓解欧债危机所做的努力,积极参与IMF数额高达4300亿美元的增资计划,推动落实IMF份额改革,尤其是增加中国在其中的份额。按照2010年底决定的改革方案,中国的份额将提升到第三位,由目前的3.994%提升到6.390%,居美国和日本之后。此外,中国在IMF等国际金融机构中担任的高级职务进一步增多,继IMF副总裁后,今年3月底又担任了该机构的秘书长。积极参与多边宏观经济政策协调,在今年6月墨西哥洛斯卡沃斯举行的G20第七次峰会上,胡锦涛主席发表重要讲话,建议要坚定不移推动世界经济稳定复苏,深化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促进国际贸易健康发展,推进发展事业,倡导可持续发展,为会议取得成果做出重要贡献。积极参与和推进区域经济合作,也是中国经济外交的重要选择,2012年在此层面同样也取得了重大进展。中国是2012年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的主席国,经过有关各方共同努力,会议取得重要成果,包括正式签署中日韩投资协定,宣布年内启动自贸区谈判等,后虽因岛屿之争使三方合作受到冲击,但在11月举行的东亚系列峰会期间,还是宣布了中日韩自贸区谈判的正式启动。在此同时,东亚系列峰会还宣布正式启动了RCEP,10(东盟)+6(中日韩澳新印)框架下的东亚经济合作向前迈进了一大步。2012年,10+3框架下的金融合作也取得新进展,5月在马尼拉举行的东盟+中日韩财长会,决定将区域外汇储备库规模扩大一倍,由1200亿美元扩大至2400亿美元,并将与INF贷款条件脱钩比例由20%提高至30%。此外,在东亚经济合作的其他重要层面和领域,中国经济外交也付出了巨大努力,取得了明显进展。 

——应对经贸摩擦,拓展出口市场。2012年,中国对外贸易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极其严峻,全球经济减速、不确定性增大导致国际市场急剧萎缩,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给中国对外贸易稳定和扩展造成了严重冲击和影响,增长率由上年的22.5%急剧下降至6.2%,下降70%以上。与此同时,由于出口降幅小于进口,贸易顺差进一步扩大,导致针对中国的贸易保护更行强化,对外经贸摩擦更趋严重。2012年中国外贸顺差达2311.1亿美元,比上年增长了49.2%,其中对美贸易顺差更增长至2189.1亿美元。为积极应对经贸摩擦,扩展出口市场,确保经济稳定增长,中国以商务部为中心的有关部门进行了有效的外交斡旋,包括增大双边交涉力度,有效回应以美国为首的有关国家对华采取的贸易保护措施;积极参与和推进区域合作,稳定和扩大东亚区内市场;有效利用多边贸易框架,解决涉我贸易争端等。应该说,2012年中国在对外贸易领域的经济外交整体上还是取得了明显效果,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和扭转了对外贸易急剧下滑的局面。从9月开始,中国对外贸易显现企稳回升态势,进出口增长率由8月的0.2%回升至6.3%,10月回升至7.3%,12月更回升至10.2%,出口增长率由7月的1.0%、8月的2.7%回升到9月的9.9%、10月的11.6%和12月的14.1%。 

——稳定外来投资,促进对外投资。如前所述,2012年,全球经济增速减缓、不确定性增大,也导致了国际投资的剧烈波动。受全球投资波动的影响,中国引进外资规模也明显缩小,对经济稳定、增加就业造成了严重影响。与此同时,受发达国家产业保护和并购政治化的影响,中国企业走出去对外投资也遭遇重重阻力。为稳定外来投资,促进对外投资,中国在多边、区域和双边等主要层面均增大了外交投入,并取得了显著效果。如在多边层面,通过G20峰会、WTO等机制,积极推进投资自由化。在区域层面,利用EAS(东亚峰会)、10+3、中日韩等合作机制,积极促进区内投资合作,鼓励区内投资自由流动。尤其是中日韩投资协定的签署,对规范和促进三国间的相互投资,产生了积极作用。在双边层面,通过中美、中欧、中印等主要双边对话机制,促进双向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如在今年5月举行的第四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即就尽快启动第七轮双边投资协定谈判,加强基础设施、清洁能源、高端制造、现代服务业等领域的投资合作形成共识,美方还表示欢迎中国企业赴美投资。通过这一系列的经济外交举措,2012年中国引进外资虽也有所下降,但降幅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和主要国家,从而使中国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引进外资国。更加重要的是,2012年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虽遭遇重重阻力,但仍保持快速增长之势,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达到772.2亿美元,同比增长28.6%。

——推进财金合作,防范全球风险。如前所述,欧债危机持续发酵、美国濒临财政悬崖、金融市场再度动荡,成为2012年全球经济风险和不确定性增大的主要表现。为有效防范财金风险及其经济影响,中国进一步加大了国际财金合作力度,并取得明显进展,成为2012年中国经济外交新进展的主要表现。2012年中国在财金领域的经济外交,也主要是从三大层面展开并取得突出进展的。在多边层面,中国积极参与IMF、G20等框架下的国际财金合作,包括向IMF增资430亿美元等,为国际社会共同抵御财金风险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区域层面,通过加强10+3、中日韩财金合作等渠道,包括积极推动10+3区域外汇储备库规模扩大一倍等,为稳定东亚金融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双边层面,通过增大与欧盟和重债国协调合作,扩大双边货币互换规模,相互增购对方国债等途径,为稳定金融市场和财政体系产生了积极影响。 

——增大外援力度,承担环保责任。如果说,上述领域的经济外交,主要目的还是为了确保本国经贸及相关利益,那么,增大外援力度,承担环保责任,主要目的却是为了担当更多的国际义务。2012年,在全球减速导致落后国家更加艰难、更需增加援助,国际气候合作面临重重阻力的背景下,中国进一步增大了对外援助和国际气候环保合作的力度,成为该年度中国经济外交的重要亮点。其代表性事件之一,是中非合作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7月在北京举行,胡锦涛主席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提出要进一步增大对非援助,未来三年向非洲提供200亿美元贷款。其代表性事件之二,是联合国气候大会于11月底12月初多哈召开,国家发改委副主任解振华率团出席。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一方面主动展示中国自身在节能减排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所做的努力、取得的成果和未来的规划,明确宣示中国在全球气候合作方面的立场,赢得了大会和国际社会的广泛好评;另方面又积极与有关方面,尤其是与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协商合作,为推动大会达成更加公平合理的协议做出了重要贡献。解振华在12月5日举行的多哈气候大会高级别会议上,明确表达了中方立场,受到大会高度关注。其要点包括坚持原则,巩固制度基石;牢记使命,落实巴厘授权;履行承诺,增强合作互信;共创未来,加强公约实施等。

这一切都表明,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是国际社会中负责任的大国,中国选择和平发展之路,愿意与各国一道为建设持久和平、互利共赢、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而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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